✪ 李睿恒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导读】以色列时间10月1日晚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约45分钟、200枚左右的导弹袭击，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都能听到爆炸声。根据伊朗随后发布的声明，这次攻击是为报复以色列击毙黎巴嫩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以及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的“针对性地面进攻”的反击。伊朗想用这场攻击达到什么效果？这场攻击是否意味着中东战争全面升级？
本文指出，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一个名为“抵抗轴心”的武装行为体频繁行动，即伊朗领导，包括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反美反以联盟。由于日前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的游走对抗，再到伊朗与以色列的空中打击，很多人担心抵抗轴心成员是为了激进扩大战争，但是作者认为，“抵抗轴心”似乎从来没有全面出击的意图和动作，而是通过不对称打击不断升级威慑，是伊朗恢复地区战略平衡的一次尝试。
作者分析指出，“抵抗轴心”的兴起是美国在地区强行行使霸权、造成中东安全困局的结果。一方面，抵抗阵营的兴起改变了地区战略阵营力量的对比，亲美阵营愈发担心自身安全，要求美国加大战略投入，双方矛盾一直在激化。另一方面，抵抗阵营的兴起也冲击了美国的地区领导力与公信力，愈发暴露出美国在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无力，为其他大国在地区的战略博弈开辟了新的空间。“抵抗轴心”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联盟维持了灵活和去中心化的形态，已成为影响地区局势与国际局势的重要力量。
基于现实状况，作者预测了“抵抗轴心”的发展前景：首先，“抵抗轴心”将维持“斗而不破”的战略底线，极力避免对抗走向失控与全面战争；其次，“抵抗轴心”对盟友体系的内部差异采取动态化整合思路，联盟各力量自主性与能力在不断提升；最后，“抵抗轴心”各力量在本国国内开启了合法化与制度化的转型进程，已从非国家行为体向次国家行为体的性质转变。从根本上说，“抵抗轴心”克制地制造事态升级，是为了换取亲美阵营的政治让步，解决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失序和中东地区地缘格局严重失衡的问题，反倒是为了重构地区的安全秩序。
本文原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4期，原标题为《中东“抵抗轴心”的兴起及前景》，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
中东“抵抗轴心”的兴起及前景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一个名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Mihwar al-Muqawamah）的武装行为体网络在中东地区频繁亮相。该网络中的非国家武装力量不仅对以色列本土安全造成重大打击，更对美国的地区军事存在及其领导的亲美阵营构成挑战，并给红海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运秩序带来变数，深刻影响着中东局势。了解“抵抗轴心”兴起的特点、影响和发展前景，有助于把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发展和大国博弈走势。
▍“抵抗轴心”兴起的特点
“抵抗轴心”概念最早由利比亚媒体《绿色进军报》于2002年提出，用以驳斥和修正美国总统小布什同年提出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概念，指出美国所谓“邪恶”的实质是“对美国霸权的抵抗”。随后，这一概念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媒体中广泛引用，并于2012年由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前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韦拉亚提（Ali Velayati）和伊朗前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赛义德·贾利利（Saeed Jalili）在谈及叙利亚危机时明确采用。至今，“抵抗轴心”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为领导，下辖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叙利亚政府与什叶派民兵、巴勒斯坦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Islamic Jihad）及也门胡塞武装。对外界而言，“抵抗轴心”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其鲜明的反美反以立场。从这个角度看，“抵抗轴心”并未超脱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反美主义历史传统。但在内涵上，“抵抗轴心”与以往反美力量在意识形态、行动主体、联盟体系与斗争方式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构成了“抵抗轴心”的基本要素与中东反美力量发展的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基础从世俗民族主义转向现代伊斯兰主义。
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后，中东地区逐渐形成反美阵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其思想底色主要是世俗民族主义，这是由该阵营中主导力量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但在历次中东战争、冷战后美国确立单极霸权、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下，上述国家主动或被动地从反美阵营中淡出，中东地区反美阵营重组，1979年确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伊朗成为反美阵营核心，并在2003年后逐步打造出以“抵抗轴心”为主体的反美阵营。在“抵抗轴心”内部，除叙利亚复兴党政府外的其他力量均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意识形态，而除巴勒斯坦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外的其他力量则具有什叶派背景。这让地区亲美阵营与反美阵营的对立具有了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的色彩，同时也构成了西方将两个阵营的矛盾包装为中东地区内生教派矛盾的基础，以此掩盖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意图。
（二）行动主体从国家行为体转变为非国家行为体。
在“抵抗轴心”出现前的中东反美阵营中，国家行为体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这些国家要么如利比亚和苏丹迫于2003年后的形势压力主动淡出，要么如伊拉克由于美国的侵略战争而被动退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开始成为反美阵营的行动主体。在此之前，中东反美力量中的非国家行为体仅有黎巴嫩的真主党，而当前除伊朗外，其他力量基本上都属于非国家行为体。叙利亚复兴党虽然成功地抵御住了外部的政权更迭计划，但中央权威尚待重塑，不符合严格意义上国家行为体标准，法特梅部队、宰娜卜部队和国防卫队等非国家武装依旧是叙利亚政府重要的安全依托。
非国家行为体替代国家行为体是地区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失败及内战和武装冲突引发的。内战造成中央政府能力下降，使其无力为全境提供安全与公共秩序，反政府与亲政府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由此兴起，以填补安全与秩序真空。与此同时，为应对变局对政权带来的威胁，一些政府加紧支持或组建亲政府武装，并寻找立场摇摆的武装力量支持，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力量。国家权威衰弱与治理失效，使族群、部落、教派和地方一级的原生身份被政治化，成为政治与军事动员的工具，相应的自治武装力量从而被自发地组织起来。例如，真主党诞生于1975—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期间，人民动员武装下的武装力量则淬炼于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06—2007年伊拉克教派内战和2014—2017年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多场战争，胡塞武装同样壮大于2004—2010年也门萨达战争。换言之，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与林立是地区相关国家安全力量缺位下的“基础功能代偿”，这是“抵抗轴心”力量在相关国家得以立足和延续的关键。
（三）行动指挥体系由分散走向集中。
“抵抗轴心”兴起前，地区各反美力量虽然有着举国体制的资源调配能力，但在反美议程和实际行动环节，反美阵营内各国展开着激烈的领导权竞争，无法实现秩序和协调。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埃及强力领导反美反以阵营时，也无力统合伊拉克的力量。1978年《戴维营协议》后埃及转向亲美阵营，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对反美阵营领导权的争夺更加白热化。相较之下，“抵抗轴心”则有着伊朗主导下相对集中统一的长期的战略设计与投入。
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起点，以伊朗“圣城旅”、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为先发队列，“抵抗轴心”开始初现雏形。在地区局势演变特别是2011年中东变局的激化下，伊朗持续将“抵抗轴心”扩容至当前的力量规模。在伊朗看来，这既是在思想上对地区民众反美反以情绪的积极回应，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救赎被压迫者”政治理念的实践，也是伊朗出于突破西方围堵与封锁的现实战略需求。伊朗作为“抵抗轴心”中主要的国家行为体，在资源策动上有着综合优势，不仅能够为各盟友提供资金、武器和物资等支持，还能帮助它们开展自主能力建设。同时，什叶派宗教学者等级制度与什叶派大众追随效仿高级宗教学者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组织聚合的功能。“抵抗轴心”中大量民兵武装或以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为效仿，或以伊朗“教法学家治国”的伊斯兰主义政治理念为践行模式，前者如伊拉克巴德尔组织和真主党旅，后者如黎巴嫩真主党。这进一步强化了伊朗在“抵抗轴心”阵营中的领导力，以及相关武装响应伊朗感召的战斗力。但不是所有抵抗力量都共享这一信仰纽带，如胡塞武装有其独特的什叶派思想脉络，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则属于逊尼派。这反映出什叶派传统只是“抵抗轴心”联盟整合的要素之一。
在“抵抗轴心”的指挥体系中，伊朗的领导角色具体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承担。除物质和能力建设支持外，“圣城旅”及其前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在各力量的军事行动中发挥总指挥与总协调的关键性作用。在其之下，黎巴嫩真主党及其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配合承担“圣城旅”副手的角色。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抵抗以色列和伊拉克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真主党辅助“圣城旅”动员、训练和领导“抵抗轴心”中的阿拉伯盟友。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有真主党指挥官进入伊拉克参与指挥什叶派反美武装作战，成功阻挠了美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部署。在2006年黎以冲突中展露出直接威慑以色列的优势后，真主党开始得到伊朗系统性的支持。2011年中东变局后，真主党加大向伊拉克派遣军事人员，并进入叙利亚参与作战，拱卫中央政府。2015年起，真主党开始派指挥官赴也门指导胡塞武装使用伊朗提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由此，真主党逐步确立起自身在“抵抗轴心”中副指挥的地位。在苏莱曼尼2020年初遇刺身亡之际，纳斯鲁拉实际上暂为代行了行动总协调的角色，从而保证了联盟领导权向新任司令伊斯梅尔·卡艾尼（Ismail Qaani）顺利过渡。在二者的协调领导下，“抵抗轴心”各力量又分立于不同的战线：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南北两线抵抗以色列；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抵抗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及“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抵抗沙特、阿联酋；叙利亚什叶派民兵则抵抗美国及其海湾盟友在叙利亚谋求的政权更迭。
表1：“抵抗轴心”各盟友的战略功能。
（四）斗争形式从常规战争转变为威慑与非对称打击。
“抵抗轴心”兴起前，以埃及、伊拉克等国家行为体为主导的反美阵营主要使用常规战争的传统形式与亲美阵营开展斗争。但是“抵抗轴心”倚重于威慑和非对称打击，在地面战斗中主要采用游击战与巷战，重点使用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等低成本武器开展远程攻击。诚然，“抵抗轴心”各力量多次参与战争，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5年也门战争，以及2023年10月7日后以色列发起的加沙战争，但这些战事大部分不是“抵抗轴心”主动寻求的结果，而恰是其抵抗的原因与对象。“抵抗轴心”转向非对称打击的斗争手段，既是其对反美和亲美两个阵营、非国家与国家两类行为体间综合力量非对称现实的反映，也是由非对称打击低成本、高回报的战略优势所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通过消耗战的方式“增加对手的风险和成本，减少自身的风险和成本，制造心理上的威慑，从而抑制敌人的战斗意愿”。
以2023年10月开始的巴以冲突为例，哈马斯坚持以巷战和地道战的作战方式，其他抵抗力量在冲突爆发后的5个月期间则通过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对驻扎中东的美军进行了200余次袭击。其中，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2024年1月28日对约旦美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士兵死亡和34人受伤；对红海航域为主的“与以色列关联的”船只发起近60次打击，该次数为此前三年半内相关海域袭击总数的两倍多。这都充分反映出“抵抗轴心”不断确立的非对称打击思路。
▍“抵抗轴心”兴起的影响
作为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伊朗设计和主推下“抵抗轴心”的兴起对该国及地区地缘战略局势产生着最为直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抵抗轴心”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极大地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由此拓宽其他大国在地区发挥作用的空间，“抵抗轴心”的兴起因此还有着上升至全球层次的深远影响。
首先，“抵抗轴心”的兴起改变地区战略阵营的力量对比。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阵营作为中东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反美阵营与重要一极，与之并立的还有另外两个权力中心，分别是以色列、阿联酋和沙特为主的亲美阵营，及中东变局后不断形成的以土耳其、卡塔尔为核心的以穆斯林兄弟会模式促变革的阵营。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竞争中，亲美与反美阵营之间的竞争是最重要的主线之一，其背后竞争的实质是伊朗在中东的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去留。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直被亲美阵营视为重大安全威胁，而在2003年伊拉克被推翻后，伊朗成为反美阵营核心并通过“抵抗轴心”联盟不断确立非对称优势，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和也门及其周边的红海地区，同时在这些地区部署了先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和火箭。亲美阵营对伊朗的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和升级。在安全威胁评估中，以色列认为四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已经充分证明了自身的常规军事优势和动武决心，但“抵抗轴心”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威胁在不断上升，自身优势的传统军力无法有效阻止这些武装发起的低烈度、非接触的袭击，并且回应时难以保持节制和对称，很容易导致平民伤亡，引发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尤其在军事技术不断进步和“抵抗轴心”武器自造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亲美阵营愈发担心“抵抗轴心”构成的安全威胁。
地区内的亲伊朗阵营（绿色）、反伊朗阵营（红色）和摇摆国家（紫色）。图源：ECFR, 2018
因此，亲美阵营反对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希望美国加大战略投入，甚至是重新拾起对伊朗的战争选项。亲美阵营强力推行教派矛盾的话语，以期孤立伊朗及其领导的反美阵营，为美国改变政策制造舆论压力。亲美阵营还深度介入中东变局后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谋求推翻叙利亚政府和消灭胡塞武装，希望将“抵抗轴心”拦腰斩断并后路包抄，削弱伊朗对黎凡特和红海地区的战略投射能力。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为契机，亲美阵营推促美国在2018年5月退出奥巴马政府时期签署的伊核协议，随后形成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政策，单边支持以色列的“世纪交易”，推动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建交的《亚伯拉罕协议》，就是希望推回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这也导致了两个阵营紧张关系的持续升级，一度将地区推向爆发军事对抗的边缘。拜登政府虽然试图缓和对伊关系，但基本延续了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并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来看，“抵抗轴心”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亲美阵营威胁认知的升级，持续挑动着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竞争的神经，导致亲美与反美两大阵营的竞斗长期化与白热化。
其次，“抵抗轴心”的兴起冲击美国的地区领导力与公信力，打乱其在中东的战略部署，为大国在地区的战略博弈开辟新的空间。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谋求全方位、霸权式的控制，但并没有实现战略目标，反而严重消耗着自身国力，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削弱了伊朗最大的地区劲敌伊拉克，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不断倒向伊朗与反美阵营一侧，美国因此转向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政策思路。然而“抵抗轴心”的兴起使得美国的地区盟友以升级事态的方式阻挠美国收缩，美国陷入某种霸权的困境，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间撕扯与消耗，受地区盟友裹挟同时自身意愿与投入不足，从而失去政策灵活性，损耗了其地区影响力与公信力，这在客观上为其他大国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例如，奥巴马政府为取得伊核谈判的突破而在对叙利亚空袭和化武问题上采取克制政策，俄罗斯借此加大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存在，并于2015年9月底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保障了叙利亚政府的存续，并大幅提升了地区影响力。面对俄罗斯的回归，亲美阵营不得不与其保持密切沟通乃至扩大合作。
为调和这一矛盾，美国从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逐步形成了以《亚伯拉罕协议》下的阿以和平取代巴以和平为合法性依托、以小多边“中东四方机制”（I2U2）为安全抓手、以“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IMEC）为利益保障的中东战略新布局。该战略的核心目的在于促成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整合美国的地区盟友队伍，防止“抵抗轴心”力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力，彻底地将反美阵营从美国设计的中东政治、安全和经济新架构中边缘化。但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及此后“抵抗轴心”其他武装发起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打乱了美国的布局，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谈判以及“经济走廊”计划的落实都被搁置。更重要的是，美国拜登政府由于支持以色列拥有合法自卫权并采取拒绝停火的挺以立场，其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受到舆论质疑与道义压力。美国极力避免再次介入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又对不断升级的加沙冲突斡旋乏力，在政策上进退维谷。一方面，这导致地区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伊朗、土耳其、卡塔尔等有渠道和能力影响哈马斯等抵抗武装的国家影响力上升，美国需要它们的配合与斡旋来管控加沙冲突，而与以色列和解的地区国家则无法发挥类似的作用。另一方面，中东域外大国在该问题上发力的空间变大，并且影响局势走向的“抵抗轴心”主观上也更愿意接受非美国的域外大国发挥作用。南非政府分别于2024年1月和2月两度在国际法庭起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拉法口岸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于2024年2月14日施压以色列，呼吁其尽快停止在加沙的行动。进一步看，“抵抗轴心”兴起引发的地区局势也提升了中东板块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作用，地区与全球大国借中东局势策应其他地区问题的空间也相应地扩大。此外，有中东学者认为，这同时推动了全球舆论关于美国霸权及世界秩序认知的分化和极化，美国的公信力和形象持续受到质疑，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期待和积极认知在不断上升。
最后，“抵抗轴心”的兴起保障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改善了地区相关国家的安全局面，成为维护地区总体局势稳定的重要保障。伊朗打造“抵抗轴心”雏形时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国将其定为下一个入侵目标。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民兵的持续作战有效地拖延了美国的战后布局。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政策下，美国依旧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化手段”。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2021年8月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并宣布同年底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这表明美国政界已就转变其中东战略“军事化思路”达成共识，美国无意在地区介入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可以说，“抵抗轴心”在伊拉克实现了伊朗的战略初衷，避免了伊朗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宣战的图景，保障了国家的生存安全。
与美国和亲美阵营的认知相反，“抵抗轴心”各力量非但不把自身视为地区乱局的来源和原因，反而自我定位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重要保障。在其看来，美国及其盟友对各“抵抗轴心”所在国策划“隐蔽行动”、推行政权更迭乃至发动战争，导致他们的国家政治失序、主权沦陷与民不聊生，并催生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这样的全球性恐怖主义威胁，然而美国却不愿为自己的战略失误承担责任，甚至是草率撤军。因此，如果没有“抵抗轴心”各力量的顽强抵抗和奋勇战斗，那么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的安全形势会变得更加恶劣，进而给地区以及全球的稳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圣城旅”、人民动员武装和真主党在打击“伊斯兰国”及防止其外溢扩散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是最为显著的例证。由此来看，“抵抗轴心”的兴起实际上是美国在地区行使霸权造成乱局的结果，随后又成为了影响解决相关国家安全困境、重塑局势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抵抗轴心”的发展前景
“抵抗轴心”已成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变量，其发展前景将深刻影响未来中东战略格局演变及大国博弈态势。
首先，“抵抗轴心”维持“斗而不破”的战略底线，极力避免对抗走向失控与全面战争。如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2023年10月29日所言“抵抗轴心”“每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回应以色列逾越红线的举动，但事实上，“抵抗轴心”的抵抗战略有其底线，即避免对抗走向反美和亲美两个阵营间全面、直接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一方面，抵抗战略是建立在一种避免常规战争底线之上的威慑战略，这与伊朗的国防战略原则有着一致性。有鉴于两伊战争对伊朗产生的严重消耗和社会反战情绪，以及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伊朗领导层保持着高度的战略审慎，避免国家再次陷入战争泥潭。特别是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而言，其亲历的两伊战争记忆犹新，因此，在1998年塔利班杀害伊朗10名外交官和一名记者，以及2020年1月苏莱曼尼被美国暗杀时，哈梅内伊都决定保持极大的克制而没有宣战。伊朗作为“抵抗轴心”的核心力量和最大的安全后盾，其这一战略底线基本框定了“抵抗轴心”行动的外延和限度。另一方面，这也是由除伊朗外“抵抗轴心”其他成员的能力和认知所决定的。这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并不具备与国家行为体开展常规战争的条件，发挥非对称打击的优势是对其能力的现实反映。真主党负责巴勒斯坦问题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哈桑·胡布拉（Hasan Hobb Allah）指出，抵抗应该讲究策略，考虑行动的后果和影响。同时，这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和军事冲突催生下的产物，因此战争的创伤记忆对各武装发挥着相似于两伊战争对伊朗的限制作用。这些武装行为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存在和威胁让其所在的国家一直处在战争之中，因此抵抗武装不是要避免战争，而是要避免全方位的战争。
基于这种“斗而不破”的战略底线，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抵抗轴心”对加沙地带的策应与配合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例如，胡塞武装虽然数十次对红海海域的相关货船和油轮进行打击，但基本以袭扰为主，并未对船体和船上的人员安全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在2024年1月28日造成3名美军士兵死亡和34人受伤的军事行动后，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面对美军频繁的空袭报复时，同样选择了高度的克制或采取空打式的“报复”回应，以避免局势的升级和失控。此外，从对抗的策略角度来看，“抵抗轴心”指出，走向全面战争是以色列最希望看到的图景，因为这会转移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关注和压力，以色列军队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巴勒斯坦人民。因此，在面对以色列2024年2月起将军事行动扩展至拉法口岸并多次同时袭击多国的举动时，各抵抗力量都没有采取升级式的全线应对。
其次，“抵抗轴心”对盟友体系的内部差异采取动态化整合思路，联盟各力量自主性与能力在不断提升。在伊朗的战略设计中，“圣城旅”对“抵抗轴心”阵营内各抵抗力量的支持并非单纯地提供资金和武器，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它们开展军事行动、战术部署和武器制造技术的能力训练，帮助其建立融资渠道和媒体传播途径，以打造各组成部分自给自足的能力。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Mohsen Rezaee）将这一战略描述为“对朋友，我们不为其捕鱼，而是授之以渔”。这可以有效地提升“抵抗轴心”各力量的作战能力，进而保障各自的威慑优势既能够相互策应、分担压力，还可以共同联动形成合力。由此来看，伊朗与“抵抗轴心”各成员的关系并非西方媒体所谓的“赞助者—代理人”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盟友关系，伊朗成功地将自身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盟友的利益诉求以“能力建设”相整合，提升了其主导的反美阵营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
伊朗采取的这种去中心化的动态整合思路，有助于各抵抗力量保持相应的自主性和整个网络的弹性，不会因为其一链条出现问题而导致整体沦陷。伊朗也可以有效管控其物质和精力投入，避免战略资产转变为战略负担。这种方式也有助于缓解“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威胁叙事，防止亲美阵营以此转移国际舆论压力，掩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战争行为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虽然经过数十年来美国系统化地对伊朗形象进行妖魔化后，这种叙事中短期内很难有效破除。(3)Flynt Leverett and Hillary Mann Leverett,“The United States, Iran and the Middle East’s New‘Cold War’,”International Spectator, No. 1, March 2010, pp.75-76.">212024年2月12日也门胡塞武装对驶往伊朗方向的一艘美国货船进行了袭击，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抵抗轴心”各力量间这种动态的盟友关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于2月16日将胡塞武装认定为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并对其实施严厉制裁。长远来看，这种方式有助于在“抵抗轴心”成员间培育出健康良性的盟友关系。“抵抗轴心”虽然有着美国和以色列这样共同的抵抗目标，但在抵抗的子对象、战术侧重和时机等细节方面，不同的抵抗力量有着自身的利益关切，这使得联盟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例如，在共同应对“伊斯兰国”威胁时，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紧密配合“圣城旅”的行动指挥，但自2017年“后伊斯兰国”时代开启后，伊拉克出现相关抵抗力量对伊朗过度涉入其内部事务而产生抵触情绪，并由此爆发2019—2020年的反伊朗抗议示威。因此，在苏莱曼尼遇刺后，“圣城旅”继任司令卡艾尼强化了这种去中心化的动态整合思路，以更好地调和盟友间的利益分歧。
需要指出的是，各抵抗力量自主性的上升并不会导致独立行动的相互绑架，以及冲突的失控。“抵抗轴心”各力量坚守“斗而不破”的战略底线，因为这样最符合抵抗各方的利益。从实力对比来看，伊朗对其他抵抗力量有着绝对的优势，各抵抗力量在得不到伊朗安全托底承诺的情况下，不会轻易选择走向局势升级。但同时，失去这些力量的支撑，伊朗打造其地区安全利益的举措也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双方维护关系和管控冲突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平衡。各抵抗力量在自主发展的过程中仍旧保持紧密协调沟通，共同有效管控冲突。
最后，“抵抗轴心”各力量在本国国内开启了合法化与制度化的转型进程，已从非国家行为体向次国家行为体的性质转变。虽然“抵抗轴心”各武装同样诞生于内战和武装冲突，但与恐怖主义组织、军阀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不同，抵抗武装并非以暴力活动作为存在目的。事实上，“抵抗”一词本身就蕴含着防御性的武装思路，表明这些武装行为体对使用暴力持有审慎的态度。抵抗武装“之所以进行武装抵抗，是以此为手段来推进自己的政治方案”，而“其政治方案强调更好的治理和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它们也一直为自己的支持者提供真正的服务”。在安全失序和治理赤字的情况下，抵抗武装代行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安全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基本职能，为自身赢得了极高的民间声望与影响力，并由此开启了其合法化与制度化的转型进程。
其中，伊拉克的人民动员武装是最新的代表性案例，在其之前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实现了相应的转型。该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期间积累的良好民意有效转化为参政基础，并参加议会选举。巴德尔组织2018年大选中领衔组建“征服联盟”赢得48席，位列议会第二；和平支队所属的“萨德尔运动”（Sadrist Movement）则在2018和2021年大选中分别赢得54席和73席，蝉联议会第一。伊拉克政府也尝试对其开展体制化整合。早在该武装成立之初，伊拉克政府就设立人民动员武装局（PMF Commission），由总理府直接负责其预算。2018年3月，伊拉克决定将人民动员武装并入正规安全部队，统一发放政府工资和提供武器装备，将其与军队、反恐部队、警察部队列为伊拉克的四大武装力量。由此来看，“抵抗轴心”武装最初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性质已然发生嬗变。经过内战淬炼、政治参与和制度改编等，这些武装已深度嵌入其本国的政府和社会经济活动中，但同时又保留了各自独立使用武力的权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半合法性范畴内的“次国家武装行为体”（sub-state armed actor）来界定“抵抗轴心”各武装会更为客观贴切。由于不断受到既定参政规则和战后民意的约束，这些次国家武装行为体对暴力使用的边界感和审慎度也在持续提高。“抵抗轴心”武装呈现出乱中有序的“国家化”转型。正是基于类似的判断，以色列评估传统对付阿拉伯国家行为体的威慑和惩罚手段仍旧可以应对“抵抗轴心”武装，这种错误判断导致以色列的地区安全政策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无法为其国家安全提供长期的根本保障。
从根本上说，“抵抗轴心”克制地制造事态升级，是为了换取亲美阵营的政治让步，解决因美国霸权主义及地区盟友体系造成的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失序和中东地区地缘格局严重失衡的问题，重构地区的安全秩序。“抵抗轴心”的兴起对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演变有深远的辐射力，使其成为中东地区地缘竞争和大国博弈中的抓手与焦点，并在决定不同阵营间的力量天平如何倾斜时产生重大的影响。要解决“抵抗轴心”兴起所反映出的中东深层次安全困境，核心在于赋予域内国家安全上的自主性，并提升其能力，这需要从国内、地区及全球三个层次来推进综合安全治理，也与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及伊朗的地区地位紧密相关。然而目前来看，本轮巴以冲突剧烈演变下地区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的极化、地区亲美与反美阵营斗争的白热化、亲美阵营内部政治的分化，以及大国博弈的加剧，都让巴勒斯坦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和解决，也决定了“抵抗轴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挥影响力。
